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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:完善的是监管,拷问的是良心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时间:2008-10-09 10:06 来源:新华网 
核心提示:主持人: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:史贤明(上海交大陆伯勋食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) 汪玉凯(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、博导) 支玲琳:每一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出来,都让人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反应:怎样才能加强事前的防范工作

  主持人:本报记者 支玲琳

  嘉 宾:史贤明(上海交大陆伯勋食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)

  汪玉凯(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、博导)

  支玲琳:每一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出来,都让人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反应:怎样才能加强事前的防范工作?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样的声音。不过,食品安全事故真的是“防不胜防”吗?

  史贤明:三鹿奶粉、苏丹红一号、多宝鱼,这些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,究其本质其实是一样的,都是违规添加了不该添加的物质。我也听到过这样的声音,很多人指责,你们搞科学研究的,怎么出了问题才发现有添加呢?怎么之前都没有检测到?作为科学工作者,我需要指出的是,在自然界有毒有害的物质有上千万种,我们尚且不说有没有把这些物质都认清楚,而且这些物质究竟有多大的毒性和害处、潜在的风险有多大,我想即便再过几十年,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清楚。换言之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我们不可能对自然界所有可能的有害物质完成风险评估工作,以及建立快速的检验方法。就拿毒奶粉这个事件来讲,你说今天他添加三聚氰胺东窗事发,那么明天他还可能添加别种可以使蛋白质总量提高的物质。要对所有可能添加的有毒物质进行一一排查,在短期内并不现实,因为这样的监测成本可能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承担的。

  支玲琳:看来食品安全监管非常挑战想像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,当初有关部门实施免检制度的初衷也毋庸置疑,对政府部门而言是降低制度监测的运行成本,对企业而言既是激励亦是自律。但是为何这个制度后来会成为个别不法企业借此钻空子的漏洞?

  汪玉凯:免检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是这个制度的实施必须有一个前提,得建立在诚信的基础机制之上。企业应基于高度的诚信、自律,来争取这个荣誉。如果没有这个社会信任机制的存在,免检制度就没有多少价值。从一个免检制度,我们应该深入反思我们的安全监管体制、社会诚信体制、社会道德,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

  支玲琳:那么您认为目前的监管体系是否拥有足够和恰当的行政资源配置,能够保障完成食品安全监管的任务呢?您怎么看这项任务的艰巨性?

  汪玉凯:我认为这点毋庸置疑。建国以后,我们这些部门的整体力量、资源配置还是比较强的。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集中于此,其内部也有很完整的组织架构,人才、设备的配置都是比较完备的。因为食品的质量和安全,牵涉到国民的健康。而一般商品的质量和安全,最多影响的也就是社会声誉和竞争力。所以这样一个检验部门,是任何国家都不敢轻视的。应该说,在社会诚信体系比较好的时候,我们这支队伍还是很适应的。但如果社会行为失范,社会诚信出现了问题,制假、造假、贩假大量出现,监察工作量就会成倍上升,这给相关部门带来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。

  史贤明:食品安全,当然要靠企业诚信,但是从政府监管来讲,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方式,可能也是我们要思考的。像大家常说的卫生检查,经常是先接到通知“明天要来检查了,注意一下卫生了”。其实在很多领域,都是这样一种检查方式。

  支玲琳:因为毒奶粉事件,我们取消了免检制度。这也说明了有关方面的一种务实态度:要从监管体制本身着手解决问题。

  汪玉凯: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,就是“九龙治水”。但就我个人观点,分段管理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,食品监管不可能由一个部门来完成,必要的分段管理是可行的。但千万不能大量的行政资源耗在扯皮、推诿上,到最后谁都管了,却谁也不承担最终责任。所以,如何让我们的监管运作更有效,并降低它的运行成本,同时加强管理部门的行政问责机制,我认为这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。

 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对三个行业都是严格监管的,一个是食品,一个是药品,一个是环境。因为对这三个行业的严格监管,能够为更多人的生命、生活提供优质服务。但是我们有些部门往往就把管理和服务颠倒了,很多是“主业”没搞好,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赚钱上。比如你给我交费,我给你评名牌。前一段时间搞信息化,要在猪肉上贴条形码,这样一来就能对猪肉进行“全程追溯”,在采购、屠宰、销售等各环节进行安全管理。这本来是桩很好的事情,但是个别地方又把它变成了牟利的工具。不是谁在条形码技术上开发得好,谁就能搞,而是直接交给了与部门利益有关联的垄断单位。这只是一个小例子,但可以看出这些年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上花了很多力气,想了很多办法,也投入了很多资源。我们也希望对毒奶粉事件的处理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,能够从根本上推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解决。

  支玲琳:无论是温总理近日一再强调企业“应该有道德的血液”,还是有关方面取消免检制度,应该说中央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理是积极而全面的。两位对于政府的危机处理有怎样建议呢?

  史贤明: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,国外也有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0多年前的疯牛病事件。当时的英国政府早就发现疯牛病的存在,但是因为有顾虑,还怕损害形象,影响产业利益,一直不肯承认。但“捂盖子”的后果是,对该国养牛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。所以我认为,坦诚、勇于承担责任,对企业、政府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  汪玉凯:应该说中央政府的责任感是很强的。但是需要提醒的是,要解决整个中国食品行业现存的问题,从全社会来讲,更大的课题,恐怕是道德体系的重构。

  (来源:解放日报)

日期:2008-10-09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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